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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福有 (养根斋)
张福有 (养根斋)的诗词

规范词谱 传承纪辽东(上)

发布时间:2015/12/29 18:21:42      0阅读数: 597

规范词谱  传承《纪辽东》

 

张福有

隋炀帝的《纪辽东》,一向被视作四首杂言诗:

    辽东海北翦长鲸,风云万里清。方当销锋散马牛,旋师宴镐京。                     

前歌后舞振军威,饮至解戎衣。判不徒行万里去,空道五原归。

    秉旄仗节定辽东,俘馘变夷风。清歌凯捷丸都水,归宴洛阳宫。

    策功行赏不淹留,全军藉智谋。讵似南宫复道上,先封雍齿侯。

隋炀帝,即杨广(569-618),文帝次子,在位14年。开运河,筑长城,增凿莫高窟,首创科举制,屡征辽东,亲巡河西,举办万国博览会,文武双全,多有建树。现存诗50余首,首创《纪辽东》,足堪称不朽!

大业八年(612年), 隋炀帝伐高句丽,渡辽水。大战于东岸,并作《纪辽东》。  镐(hào)京,周都,隋唐时名长安。俘馘(guó),俘,活捉敌人;馘,左耳,割下以计功。“丸都水”,《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隋书》和《奉天通志》均作“九都水”,乃误。余在辑笺《长白山诗词选》时将其订正为“丸都水”。 “丸都”,系高句丽都城国内城的守备城--丸都山城,在今吉林省集安市城西北2.5公里处。而九都,与历史、地理等方面均不确。“丸都水”,确指应为丸都山城下的通沟河通沟,亦称豆谷、洞沟。雍齿,秦末沛人,与刘邦有故怨。刘邦称帝后大封功臣,先封其为侯,以明不计宿怨。1998年,依据《纪辽东》之题与词中直写长白山下之丸都,余将其连同王胄的《纪辽东》一并辑入《长白山诗词选》。

王胄的《纪辽东》如下:

    辽东浿水事龚行,俯拾信神兵。欲知振旅旋归乐,为听凯歌声。

十乘元戎才渡辽,扶已冰消。讵似百万临江水,按辔空回镳。

天威电迈举朝鲜,信次即言旋。还笑魏家司马懿,迢迢用一年。

鸣銮诏跸发淆潼,合爵及畴庸。何必丰沛多相识,比屋降尧封。

    王胄(558-613),字承基,琅琊临沂人。隋大业初为著作佐郎,以文词为炀帝所重。后从征辽东,进授朝散大夫。浿水,一般指今朝鲜大同江,亦有谓清川江者。龚,通恭。汉班固《东都赋》:“龚行天罚,应天顺人”。此系指隋征高句丽战事。扶濊,系指东北扶余与濊貊等少数民族。这里代指高句丽,其居地在长白山区鸭绿江、浑江流域。辔(pèi),马缰。镳(biāo),马嚼子,代指乘骑。电迈,疾去似电。淆潼,淆同崤,崤关、潼关,分别在河南、陕西。畴庸,酬报功劳。畴,通酬。丰沛,沛县丰邑,刘邦故乡,后多泛指帝王故乡。比屋,谓人人皆可旌表。《尚书大传》:“周人可比屋而封。”

隋炀帝和王胄的《纪辽东》,应视作换韵之词二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将其作为杂言诗而不分韵连排,略有不当。拙斋在辑笺《长白山诗词选》时,注意了用韵的不同而将其分排,更显不当。这是一个遗憾。

1998年9月6日,拙斋在吉林省白山市主持召开全国第三次长白山文化研讨会期间,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笃文先生指出,根据任半塘先生的论断,隋炀帝和王胄的《纪辽东》,当是词的源头,拙斋心目豁然开朗。会后,周笃文先生还给拙斋转来任半塘先生论及曲辞起源应始自隋代之大札,征引旁博,坚确不移。经周笃文先生同意,兹录于下:

“辞源”之论,诸说纷纭,有的定自温庭筠创制杂言;有的断在刘禹锡白居易的倡和;有的据《教坊记》定于盛唐;有的则以乐府为辞源。然皆所据不充,难成定论。

宋词源于唐曲子。唐曲子自燕乐出,实始于隋。《隋书·乐志》所载之九部乐,很清楚是唐初十部乐的基础。杨广与王胄倡和的《纪辽东》四首,已是非常成熟的、定型化的燕乐杂言曲调。孔颖达在《诗经大序》疏里三次提到创制乐曲要分“乐始”、“乐成”两个阶段。前者由辞定声,后者由声定辞。杂言、齐言,由声(曲谱)决定,是同时产生的。孔颖达是由隋入唐的人,其说如此,可见当时已有曲子辞了,可谓坚证。此外,还有六条佐证:

(一)杨广、王胄的四首《纪辽东》,皆为杂言曲调。

    (二)敦煌歌辞中有与《纪辽东》格式完全相同的曲调

四十余首。拟题为《求因果》,而举世无人提及。

    (三)中唐元稹《乐府古题》序,也有“以辞定声”、“以

声定辞”之分,与孔义不谋而合。

    (四)宋人王灼有:“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

之说。

    (五)宋末人张炎也有:“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

短句”说。

    (六)上至沈约,下迄顾炎武,对乐始、乐成,都有分

别定辞、定声之义。

    综上可知,杂言曲子之兴,当断于隋代,而非中、晚唐

间事也。

    可见,任半塘先生的论断是可信的。宋词源于唐曲子,唐曲子自燕乐出,实始于隋。这就将词起源于晚唐、中唐之说,又向前推进了。拙斋信以为然。

任半塘先生提到的“举世无人提及”的敦煌歌辞《求因果》,余从任半塘编的《敦煌歌辞总编》中全部查出。共有45首,其中《孝义》10首,《悌让》4首,《修善》11首,《苦学》2首,《真悟》8首,《息争》10首。例如:

《孝义》中之第二首:

遍见赌钱无利益,枉费人功力。晓夜驱驱不得眠,一调舍家缘。

针头料得锄头掷,终是无成益。数回赌得这回输,少智没盈余。

《悌让》中之第一首:

姐妹兄弟如手足,断却难相续。共汝同胞骨肉连,争得不心欢。

长如今生身强健,兄弟勤相见。一朝生命掩黄泉,难得再团圆。

《修善》中之第三首:

有福之人登彼岸,免受三途难。无福之人被弃遗,未有出缘期。

努力回心归善道,地狱无人造。轮烦恼作菩提,生死离阿鼻。

《苦学》中之第一首:

志心苦学志心求,见性大修由。因循过日累生休,虚度数十秋。

此是菩提真种子,救度人生死。今生修得累生收,福慧不能休。

《真悟》中之第八首:

迷人终日愁衣食,费却千车力。悟来谁肯受艰辛,忧道不忧贫。

前生种得今生福,富贵多财禄。今世还修来世因,预办不贫人。

《息争》中之第十首:

不学之人无心照,见说何方笑。学者专加女角心,钦敬重如金。

多饶不共人争竞,忍辱修心性。万般千种发狂心,收在总持林。

不难看出,《求因果》在格式、体例上与《纪辽东》如出一辙。对此,确如任半塘先生所大声疾呼的,不可不予以高度重视。

《求因果》与《纪辽东》在格式上完全相同,多为每片一韵,韵脚的平仄安排与《纪辽东》一致,二者的关联十分明显,这绝非巧合。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亲自巡视河西,在张掖召见西域27国使者。当时,敦煌是隋炀帝西行之前方接待站,舞剧《丝路花雨》中西域27国在敦煌举行盛大交易会的壮观场景,即以这段史实为题材。在隋代立国的37年中,在莫高窟留下94个石窟,平均每年完成2·5个石窟以上。因此,对于敦煌之莫高窟,隋炀帝不会不知晓。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伐高句丽,进围辽东,作《纪辽东》二首。同时,王胄亦以同题同调作二首。隋炀帝很重视佛教,他和王胄所作《纪辽东》,之后辗转又传回敦煌,由僧人仿《纪辽东》体作《求因果》,当是合乎逻辑的。《求因果》通体格调用“七五七五”双叠,首首依调著辞,合以45首联章,分为六组,且依类相从,自有其所本与联系。据推论,《求因果》可能写在唐宣宗大中(847~859年)以前,恰合由“以辞定声”、“以声定辞”之唐声诗间向长短句转变之际。

关于词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繁。除任半塘先生列举的几种说法外,择其要者,大致还有以下几说:

一是,认为词起源于《诗经》。清初徐釚在《词苑丛谈》中引《药园闲话》中的观点,认为《诗经》之《殷雷》篇中有三字句、五字句,《鱼丽》篇中有二字句、四字句等,是这些句式导致词的形成。清汪森在《词综》序中指出,《诗经》之《颂》的18篇是长短句。

二是,认为词起源于乐府。宋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引道:“古乐府者,诗之旁行也;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也说:“按诗余者,古乐府之流别,而后世歌曲之滥觞也。”

三是,认为自有诗存在就有长短句的形式。清汪森在《词综》序中还指出,《孔子家语》中的《南风歌》,《书经》中的《五子之歌》等,都是长短句,因而含有词的因素。

四是,认为词起源于梁武帝萧衍的《江南弄》。梁启超说过:“凡属于《江南弄》之调,皆以七字三句、三字四句组织成篇。七字三句,句句押韵,三字四句,隔句押韵。”“似此严格的一字一句,按谱制调,实与唐末之倚声新词无异。”

五是,认为词起源于唐之近体诗。宋胡仔说:“唐初歌辞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持这种观点的一直是多数派,且把李白、白居易、刘禹锡等,看成词的创始人。宋黄昇编《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所录唐词,由李白率篇,并以传为李白所作之《菩萨蛮》、《忆秦娥》为“百代词曲之祖”。《花间集序》亦持此见,云:“其词非白不能及,信其自白始也。”

上述五说,各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对每一说,历来都有商榷意见。

词起源于《诗经》说,难以说明雅乐与词的关系。诗与雅乐的结合,方产生《诗经》。诗三百,孔子皆能弦歌之,尽属“风、雅、颂”,且多为四言,显然不属于词,此说固无以易也。

词起源于乐府说,难以说明清商乐与词的关系。汉魏六朝时期,清商乐替之以雅颂乐,优美抒情代之以庄严质朴,五言之兴甚于四言,诗体从总体上说是向近体格律诗方向演进,尚不属词。

词起源于自诗产生之日说,难以说明若凡长短句即为词,那么,词与曲皆为可歌者,又当何论?词,是一种配乐的新诗。未与音乐结合,即使是长短句,亦非词也。

词起源于萧衍之《江南弄》说,难以说明在近体诗上升时期何以产生词、且算偶合词的形式为何又不是真正意义上与燕乐结合的问题。木斋先生在《唐宋词流变》一书中就指出萧衍之《江南弄》“仍然是一种乐府诗,而不是词。”

词起源于唐之近体诗说,难以说明此前即已初具词体特征的曲子词之属性与地位。尽管有人怀疑李白的《菩萨蛮》、《忆秦娥》有他人伪作之可能,但还有白居易、刘禹锡等人之词作。词已从此渐兴无疑。不足之处在于到此未能穷源。

综上所析,拙斋深感任半塘、周笃文先生关于词起源于隋的推论有道理。持这一观点的亦不乏大家。唐圭璋、潘君昭、曹济平先生在《唐宋词选注》前言中写道:“词的起源是与出现于隋代的‘新声(即燕乐)’分不开的。”这应是定评。唐圭璋、钟振振先生在《唐宋词鉴赏辞典》前言中写道:“词虽起于隋,但隋词却未能保存下来。人们仅能从《河传》、《水调》、《泛龙舟》之类打有隋炀帝时代印记的词牌名称上去辨认她们的蝉蜕。因此,我们论述词的发展史,不得不从唐代说起。”现在看,隋炀帝和王胄的《纪辽东》就保存下来了。此即隋词。从硕果仅存的隋词中考究其蝉蜕,对于词学研究来说,无疑要比从唐代说起更能深入和接近于实际。吴熊和先生在《唐宋词通论》中写道:“文人词起于中唐,但词的滥觞发轫则要早得多。可惜盛唐乐曲乐辞散失过多,不能有较多的资料以供探索。敦煌词的发现是个大幸,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段历史空白。”由敦煌曲辞中的《求因果》,就可追溯到隋炀帝和王胄的《纪辽东》,这方面的研究尚需深化。木斋先生的《唐宋词流变》,系统深入地揭示了唐宋词的流变历程,在传统说法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词是都市繁华、燕乐歌舞的产物”,“燕乐,应该说是隋唐时期受外来音乐冲击、影响而形成的华夏民族音乐。”“音乐(此次为燕乐)与诗的第三次合作,其果实就是与繁富多变的燕乐相结合、与诗歌嬗变需求一致的词体的产生。”这都是很有见地的。

关键在于弄清燕乐的性质及《纪辽东》之曲是否属于燕乐。王昆吾先生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翔实深湛,概述了发生在本世纪初的词史研究的重大变化,是由两个事件引起的:其一是敦煌曲子辞的发现,其二是进一步活跃的唐宋燕乐的研究。清代人凌廷堪的《燕乐考原》、近代人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夏敬观的《词调溯源》等著述,在论述宋代燕乐时,纷纷涉及到了作为其渊源的唐代燕乐以及南北朝时的胡乐入华。这两个事件同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思想解放潮流互相呼应,使研究者的立场为之一变。吴梅在《词话丛编序》中提出“倚声之学源于隋之燕乐”的主张,龙沐勋在《词体之演进》中,依据郭茂倩的“近代曲辞”理论,重新描写了词的发生史。“隋唐燕乐”和“胡夷里巷之曲”这两个概念,遂成为词起源研究中的关键概念。对于隋炀帝和王胄的《纪辽东》,王昆吾甚赞任半塘先生依据《纪辽东》编入《近代曲辞》、长短句、四首严依一调这三个特点认定:后世词的体格特征,它一一都已具备(《敦煌曲初探》),因而它是隋唐燕乐杂言歌辞的最早实例(《关于唐曲子问题的商榷》)的结论。对此,亦有不同看法。阴法鲁在《关于词的起源问题》中写道:“这首自己吹嘘的诗未必是按乐曲填的唱词;即使入乐,也是在庙堂上昙花一现的歌,没有什么音乐价值,在社会上不发生影响。­­­­┅┅他们的作品都是受乐府影响的诗,至多算是庙堂乐章,不能称为词。”吴熊和在《唐宋词通论》中写道:“《纪辽东》当是围城初纪捷而作。此诗乃仿乐府旧题,属告庙庆功的雅乐(晋傅玄有《征辽东》,晋武帝命作,是用于庙堂的鼓吹曲),当是乐府而非词体。”王昆吾指出,这些议论是很值得商榷的。首先,《通志》四九“蕃胡四曲”中有《纪辽东》的著录,《乐府诗集》“近代曲辞”收载了《纪辽东》的曲辞,已说明此辞是配合音乐的,且配合北朝以后新兴的音乐。怎么能说《纪辽东》是“仿乐府旧题”呢?其次,鼓吹乐自汉代以来,均是“天子宴群臣之所用焉”(《隋书·音乐志》语),属燕乐;晋代乐官沿袭曹魏三分法,“太乐”与“鼓吹”分署(晋书·职官志》),这意味着晋代鼓吹的燕乐性质,在乐官制度上也得到了肯定。怎么能说晋代鼓吹曲属雅乐,并推论隋代《纪辽东》也属雅乐呢?再次,“庙堂乐章”一说,乃是就《纪辽东》的“庆功”内容生发的想象之说,并无实据;这一说法,且不符合古代音乐分类的实际。按“庙”乐章和“堂”乐章,在中国音乐史上原不是一事。“雅乐”与“燕乐”之分,恰在此二字之间。若祭祀天地、鬼神、祖宗的音乐或歌辞,《乐府诗集》辟有专门的类属,称“郊庙歌辞”;若宫廷宴饮飨射,则各种音乐杂陈,在隋唐时候,包括九部伎、大小舞乃至散乐百戏。“郊庙歌辞”还是“近代曲辞”?用以娱神还是用以娱人?这是两种音乐的分野所在,《纪辽东》显然属于后者。另外,《纪辽东》的音乐价值,应当根据实际的历史文献,主要从艺术形式方面考察,而不能按它是否有“自己吹嘘”等等内容臆定。《纪辽东》与《求因果》的联系,正是建立在音乐之上的。并举出《续高僧传·杂科声德篇》中隋炀帝言及“三言为句”、“七言为章”的唱词句法,认为事实的真相很可能是:隋前期即有此“七五为章”之调,炀帝在佛教礼导仪式上闻而讶之,遂在后来据以创作《纪辽东》歌辞。王胄依调唱和,可知此调已成熟为艺术歌曲。曲调流入唐代,一方面,继续为佛教讲唱利用,而生出《求因果》数十首之作;另一方面,影响民间或文人,而有王建等人的续作。“近代曲辞”特为《纪辽东》立一调目,说明它的音乐至宋还有流传。王昆吾还举出日本的《古事类苑》引《明暹横笛谱》论《泛龙舟》说:“此曲赞《法华经》之乐也。”《泛龙舟》也是大业中创调,炀帝撰为始辞,隋唐皆有续作,作品且见于敦煌写本的:诸方面特点均与《纪辽东》相同。二者的产生,也很可能是经由同一条途径,即采取佛教音乐加工而成的。

宋人郭茂倩明确指出:“《纪辽东》,隋炀帝所作也。”即录以冠“近代曲辞”。龙沐勋指出,综观《纪辽东》一调四词,虽平仄尚未尽洽,而每首八句六叶韵,前后段各四句换韵,句法则七言与五言相间用之,四词无或乖舛者,欲不谓为倚声制词之祖可乎?而世人未暇详考,仅见词为长短句法,遂刺取《三百篇》中之断句,以为词体之所托始。可见,龙沐勋肯定《纪辽东》“为倚声制词之祖”,“为词体之所托始”,这应当是不争之定说。

再从词的体式上分析,从《求因果》以降之后世词中,依然可找到《纪辽东》的蝉蜕影子。如:

    北宋无名氏的《导引》:

天仪安豫洽无为,九域被雍熙。鸾刀亲割升圭瓒,清庙展孝思。

箫韶九变皇灵格,嘏告显深慈。精诚动感归能享,福祚衍金枝。

    北宋毛滂的《武陵春·正月十四日夜孙使君席上观雪继而月复明》:

风过冰檐环佩响,宿雾在华茵。剩落瑶花衬月明,嫌怕有纤尘。

凤口衔灯金炫转,人醉觉寒轻。但得清光解照人,不负五更春。

    南宋赵彦端的《贺圣朝》:

    河阳桃李开无数,待乘春归去。小园几片忽惊飞,恨主人难驻。

    雏莺乳燕愁相语,道留君不住。愿君随处作东风,与群芳为主。”

    南宋赵师侠的《双头莲令·信丰双莲》:

    太平和气兆嘉祥,草木总成双。红苞翠盖出横塘,两两斗芬芳。

    干摇碧玉并青房,仙髻拥新妆。连枝不解引鸾凰,留取映鸳鸯。

    金代王喆一人就写二首《武陵春》、一首《祝英台·咏骷髅》:

《武陵春》:

天地唯尊人亦贵,日月与星临。道释儒经理最深,精气助神

    四个三般都晓彻,丹结变成金。衮上明堂透玉岑,空外得知音

    《武陵春》:

    叮嘱阎公归故里,传语醴泉人。可可贪求莫恨嗔,嬴取好精神。

只此堪能为大道,何必苦寻真。稍稍诸公悟此身,便是出嚣尘。

《祝英台·咏骷髅》:

无事闲行郊野过,见棺函板破。里头白白一骷髅,独潇洒愁愁。

为甚因缘当路卧?往来人诽谤,在生昧昧了真修,这回却休休。

明吴子孝的《阮郎归·夜登丛桂楼》:

一年月色最宜秋,银江映玉流。半轮寒魄未曾周,清光处处浮。

金尊瑶管共绸缪,毫端风景收。名山相望倚危楼,知音千古求。

清陈滭的《武陵春》:

记得武陵溪上住, 洞口遇神仙。邂逅飞觞奏管,堤柳别情牵。

烟雨楼边春正好,相见已皤然。此日西湖问画船,又是十多年。

清傅占衡的《阮郎归》:

狂来无客拟殷勤,笙歌持作矛。更摇秋树合飕飕,风吹动十洲。

词海醉酒池上浮,旁人笑不休。前身应似例藤州,看君真少游。

清张道介的《武陵春》:

杨白花飞飞几许,点点落帘钩。萍踪切莫逐波流,端为那人愁。

鸠妇呼晴还唤雨,晴雨总无由。好携樱笋上兰舟,绿阴天际游。

从以上略举之十一例中,可以看出继《求因果》之后,两宋、金、明、清历代,都不乏类似《纪辽东》的词作,只是调以别名。若能详检《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清词》等,肯定还会有若干词例。这些词牌及作品与《求因果》、《纪辽东》在体式上的联系在于“七五为章”,上下两片,48个字;差异在于平仄、韵脚变化增多且不换韵。拙斋以为,对此作些探讨,对于词体演进流变之研究,不会是毫无益处的。这一点,亦属“举世无人提及”之重要问题。词之源头,是隋炀帝的《纪辽东》。《纪辽东》,开词之先河。隋炀帝对中华诗词之历史性贡献,足以堪称不朽!词的源头能与世界文化遗产吉林集安之丸都山城乃至长白山文化相联,实为中华诗词发展史上之佳趣,更是长白山文化、长白山诗词、集安文苑中不可多得之瑰宝。

 

隋炀帝的《纪辽东》,按词标谱如下:

平平仄仄仄平平(韵),平平仄仄平(韵)。平平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韵)。

平平仄仄仄平平(换韵),仄仄仄平平(韵)。仄仄平平仄仄仄,平仄仄平平(韵)。

仄平仄仄仄平平(韵),平仄仄平平(韵)。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仄平平(韵)。

仄平平仄仄平平,(韵换)平平仄仄平(韵)。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韵)。

 

王胄的《纪辽东》,按词标谱如下:

平平仄仄仄平平(韵),仄仄仄平平(韵)。仄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韵)。

仄仄平平平仄平(韵),平仄仄平平(韵)。仄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韵)。

平平仄仄仄平平(韵),仄仄仄平平(韵)。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韵)。

平平仄仄仄平平(换韵)仄仄仄平平(韵)。平仄平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韵)。

 

    以上四首《纪辽东》,堪称该词原生态词谱,尤以隋炀帝的第二首更为成形,中间两句的后五字平仄有明显的规律,第二、四字可视作平仄相粘。因而,可以将其视为《纪辽东》词牌之正格。对此,已有山东诗友刘献琛多次来信,赞同将“原始格律较为成熟的第二首上下两韵作为正格,尽管与近体句式略有区别,却似乎更忠于原貌。”“以原作格律作为正格,不仅可以让人们了解词律的进化,更可以彰显变格的优越性,对创作起到引导作用。”

《纪辽东》经隋炀帝创牌后为什么没有以其名直接传承下来?拙斋以为主要是当时不可能有规范的词谱,因律诗尚未规范。唐宋以降,虽有类似《纪辽东》体格的词在繁衍,却又调以别名。今天,我们完全有责任、有义务、有条件、有能力规范词谱,传承《纪辽东》,发展、繁荣《纪辽东》。

为此,2009年秋,藉《江源毓秀》创作之机,拙斋依隋词体格,作七言五言,双调联章,边创作边作规范平仄与用韵。悉用律句,五言句,即减七言句前二字。共得四种格式,就首句末二字论,有:平平脚、仄平脚、平仄脚、仄仄脚四种,兼有些许变化。平仄粘对同律,词性不用对仗。仄平脚句要防孤平。可用拗救。此外,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平收,均用平韵。仄收,同韵部叶仄,也可不叶。前四组拙作,即四种格式。上下片相同。用韵,隋、王词换韵,上下片四平韵。到宋后的《武陵春》等,多不换韵。前四组拙作,亦未换韵。第三、四种格式,首句可不叶仄韵,第三句也可叶仄韵。但基本格式,应属一致。第五组与第六组拙作,每片一韵。其中第三、四种格式,上下片换韵,更近于隋词,当视为正格。第一、二种格式,当视为变格。当然,就总体上而言,拙斋整理的《纪辽东》规范词谱均属变格。

《纪辽东》规范词谱如下:

一、平起平收式,平平脚:
仄仄平平(韵),仄平(韵)。平平仄仄(句),仄仄平平(韵)。
仄仄平平(韵),仄平(韵)。平平仄仄(句),仄仄平平(韵)。
   

二、仄起平收式,仄平脚:
仄平(韵),仄仄平平(韵)。平仄(句),仄平(韵)。
仄平(韵),仄仄平平(韵)。平仄(句),仄平(韵)。

    三、平起仄收叶仄式,平仄脚:
平仄(叶),仄平(韵)。平平仄仄(句),仄仄平平(韵)。
平仄(叶),仄平(韵)。平平仄仄(句),仄仄平平(韵)。

    四、仄起仄收叶仄式,仄仄脚:
平平仄仄(叶),仄仄平平(韵)。平仄(句),仄平(韵)。
平平仄仄(叶),仄仄平平(韵)。平仄(句),仄平(韵)。

 

    为起示范作用,不揣浅陋,试作《纪辽东》六组24首如下:

 

纪辽东·《百年苦旅》出版感怀(四首,平起平收式)

    一、踏查纪胜

艰辛跋涉宿西坡,营安梯子河。苦旅帐中排困虑,向未敢蹉跎。

边情谙练又如何,文心岂可磨?雄赫每经风雨后,长白更巍峨。

     二、白山纪咏

大东山水此间殊,篇篇无字书。钓叟天池吟咏后,志略纪当初。

踏查心系护舆图,铮铮一老夫。指点四围峰十六,拙笔辩丸都。

     三、曹家纪略

曹家沟里感沧桑,清流诉慨慷。砚石坚坚刊纪略,建德自流芳。

同行一路未徨,吟旌漫大荒。再到百年谁展卷,勿忘告儿郎。

     四、采风纪行

行吟几度路迢迢,诗潮逐浪高。豆谷池南公主岭,苦咏乐陶陶。

江源毓秀美难描,精神或可雕。讵似辽东今制谱,未许任逍遥。

 

纪辽东·江源毓秀(四首,仄起平收式)

一、松花石韵

毓秀大东山水佳,名石属松花。康乾盛世皇宫宝,文豪笔墨夸。

吟鉴闲评进万家,誉美遍中华。开来诗阵波涛涌,天边一抹霞。

二、浑江咏叹

自古佟佳谓沸流,故事演悠悠。沧桑岂可任人改,何曾问丘!

健足频开未许愁,考辨每从头。四方吟友嘤鸣处,依然好个秋。

三、苦旅清吟

每忆当年刘建封,率队踏查中。曹家纪略碑刊事,于今大不同。

托起巅连笔架峰,撷韵壮关东。劝君莫笑苍山老,逢秋万树红。

四、诗阵嘤鸣

漫卷吟旌未觉寒,东道韵开边。大荒走过三千里,迢迢又一年。

四部华章始集安,拉练每登攀。荡平岭上丰碑在,披榛浩莽间。

 

纪辽东·岭之韵(四首,平起仄收叶仄式)【见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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